题记：走私普通货物罪中，犯罪嫌疑人参与走私活动时间的长短、涉嫌偷逃应缴税款金额对罪名的认定和量刑具有重要作用。而处在羁押紧张状态之下的被追诉人，是否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，来否定力量强大的办案机关收集的对其不利的相关证据?是否具备足够的逻辑能力，组织逻辑严密，有证据支持的辩护词，说服法官自己应当获得从轻处罚?答案是否定的。这正是辩护律师存在的意义之一。

　　刑事案件律师事务所就此案基本案情回顾：

　　80后伍某，以每月5000元，接受了一份需要经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工作。具体而言，伍某周二到周五到香港分公司，负责拆封并重新包装国内客户在香港购买的手机，此外部分时间返回深圳仓库，接收公司通过“水客”走私入境的手机。

　　根据海关缉私局的起诉意见书，伍某被指控应当对2016年6月到11月，2017年2月到5月，两个阶段走私入深圳的偷逃应缴税款105万负责。

　　如果按照这个指控时间及偷逃税金额，伍某的量刑按照刑法的规定是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期。

　　辩护律师介入后采取的罪轻辩护思路：

　　1. 从伍某不应对全部指控的偷逃税金额负责思路：

　　走私普通货物罪的量刑，是依据涉案偷逃应缴税款来做区分的，而偷逃应缴税额金额，又与行为人参与走私活动的时间密切相关。从办案机关指控伍某参与走私活动的时间看，因伍某参与两段时间的走私活动，涉案偷逃税额超过100万。但根据会见时伍某的陈述，其并非如办案机关指控的全部时间参与其中。如何拿出证据，证实伍某未全程参与的陈述，推翻指控的时间，从而减少涉案的偷逃税款额,最终获得公正的结果?

　　我们翻阅全部案件证据，仔细核对了伍某参与走私的时间点，同时，申请调取了伍某往返香港深圳的全部的《出入境记录》，根据伍某的工作内容，排除了伍某参与第一阶段走私活动的可能性。并把我们的意见附上证据索引，撰写成法律意见书，递交办案机关。

　　最终办案机关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仅认定伍某参与第二阶段的走私活动，并重新出具了伍某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，成功地将伍某涉嫌的偷逃税金额减去了58万。这个金额的变更，让伍某的量刑起点直接从3年以上降至3年以下。

　　2. 从伍某在案件中的作用、地位来论证伍某应获轻判的理由：

　　此外，量刑的确定，也受犯罪嫌疑人在走私犯罪活动中的作用、地位，与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等影响，法官在综合考量相关量刑情节后，形成内心心证，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一个最终的法律评价。

　　从案件指控的事实及伍某的供述来看，伍某受雇参与的，是一个走私团伙的一个环节的内容：拆封并重新包装手机，在深圳接收公司通过“水客”走私入境的手机。而伍某每月仅领取固定的薪水，其在整个走私活动链条中，其地位无疑应属于从犯，而办案机关并未对其诉讼地位作出具体区分。如此带来的法律后果，伍某的量刑不能同作为主犯有所区分，显然对伍某是极不公平的。

　　故我们根据相关法律规定，向办案机关提交了应当认定伍某为从犯，应当对其处以减轻处罚的法律意见。

　　从犯，是刑法规定的从轻或者减轻量刑的法定情节。

　　最终，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，认定伍某在走私活动中居于从犯地位，判处伍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。

　　我们的办案机关的基本职能，出于打击罪犯的宗旨，天然地倾向于收集被刑事追诉人有罪的证据，而对量刑中有利于被刑事追诉人的证据，并不在其工作职责范围之内。然而，仅凭强大的办案机关收集整理的证据来对被追责的人定罪量刑，显然是不公平的。

　　这正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所具有的作用：协助办案机关查清案件事实，无限接近案件真相，全面提供被追责人罪轻或者无罪的证据，让犯罪嫌疑人最终获得公正的审理，最大地维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。(完)